2019年11月1到18日，我回国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海口和山西大同，和众多国内有关省市领导，一流智库朋友，高科技企业CEOs以及基金投资合作伙伴等，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交流。这次回国，除了落实几个全球独特和领先的德国创新产品和服务，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对接外，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关于全球最主要宏观经济趋势的，国内决策者和智囊们明显尚未开始的思考和判断。现将有关依据和分析，成文如下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参考。中国转型发展的外汇硬通货需求满足，如果想对比而不是抽象评判人民币内债国际化建议，还有另外两个选项可以参照，即发行如欧元或美元等硬通货外债，和加大开放出让行业如金融主权吸引外资。
西方发达国家零/负利率和增加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2015年欧洲央行启动的第一轮债劵购买计划，到2018年被暂停时已购买欧洲各国国债2.6万亿欧元，即这一举措总共扩表向市场释放了2.6万亿欧元流动性。欧洲央行在将利率保持为零的同时，在2019年9月12日宣布重启政府债劵的回购；10月10日，联邦德国10年期债劵利率，降为负0.53%；该日截止，欧洲央行已扩表至4.65万亿欧元。同时欧洲央行宣布，鉴于计划每月200亿欧元债券回购，将很快面临购买每国债劵不得超过33%的上限，所以提议将有关上限最晚在2021年提高至40%。根据德国经济周刊报道，欧洲央行每扩表1万亿欧元，可以帮助欧元区各国经济实现0.2-0.8%的增长。
在德国企业存款被银行普遍收取负利率之际，美联储11月数据显示在连续3次降息之后，也开始重启5400亿美元的印钞扩表计划。或许是担心其它国家会对美国印钞转移危机不满，美联储迄今仍然否认，这就是新一轮的量化宽松。众所周知，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曾3次启动QE即量化宽松，总扩表约2万亿美金，帮助美国度过危机，但是同时却向全世界输出了通胀，透支尤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增长。
美国如同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在财政严重透支和选民税负已无法提升的前提下，只剩下了大部分选民不能理解并能据此有选择性投票的，对储蓄直接收负利率和间接贬值这一手段，向自己的实体经济尽最大可能输入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
2015年迄今欧洲央行如此增加流动性，理论上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以联邦德国为例，如果2015年消费价格指数是100的话，2018年消费价格指数仅为103.8，三年只增加了3.8%。考虑到德国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互补性，我们接下来就以德国经济两德合并后的各类价格指数变化，说明其零/负利率和流动性的增加，依托其高端出口导向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
1991年到2018年，能源价格的增长是德国经济被有效化解的最大负担，电力价格增加了117%，各类（进口）油气价格上涨为119%；其它上涨价格品类有，药品116%，住房租金87%，装饰品/手表71%，面包/谷物56%，牛奶/蛋制品47%，旅游出行48%，啤酒47%，电话通讯43%，书籍42%，汽车36%，家具照明31%，鞋类30%。消费价格指数下跌的有两类，它们是电视机/收音机-75%，家电-12%。
考虑到联邦德国这段时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翻番，即增加了约100%，所以赚到收入超量增长的是被美英法主要掌控的能源，电力和医药供应；而所有如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得以依赖的市场领域，其价格指数上涨皆远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长。
易言之，如同中国出口发达国家导向获取经济增长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买单超额收入增长的能源电力和医药行业暴利的同时，直接承接了其它所有制造业通货膨胀压力的转移，已经在并将继续为西方国家流动性的泛滥买单。
中国下一步的转型发展，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和机遇呢？中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需要额外获取西方国家的流动性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西方国家硬通货储备的拥有者，和依赖出口的增长最快的实体经济，如何能止损西方硬通货长期贬值输入通胀同时，得益西方国家流动性的泛滥？
作为一个联邦德国国民经济博士学位获得者，我曾经的研究领域是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依据；我的博士论文，是依据新古典主义的瓦尔拉商品劳工和资本市场的理论模型，对本质短期的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理论扩充引入资本市场投资活动，开展动态长期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当时所在大学国民经济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已充分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并没有完成理论层面的完整模型分析研究；因此对开放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劳工和资本的互动，及其相关金融及宏观经济政策博弈应用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并未能提供理论依据。
鉴于我的博士论文，只是用德文出书发表，所以其分析方法和结论并未被国内主要是美国好学生的同行了解；为此下面就依据相关分析手段，对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宏观大势，提供思考判断如下。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是每出口1美元产品就减少了国内1美元的供给；如果这1美元用于进口了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服务），中国经济就有了质的进步；如果这1美元被央行发行8-10人民币，收做外汇储备，那么1美元出口就会带来2美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出口导向的宏观经济发展，在把海外相关工作岗位和收入赚到国内来的同时，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的输入，这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普通员工工资收入从每月36人民币，上升至当下4-5千人民币的成因之一。当然另外二个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和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的拓展延伸。
美国当下对中国经济进一步的转型增长的遏制，现在主要是用关税打压低端制造成本竞争力和利润空间，强迫其向东南亚等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同时对中国已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如华为，限制其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取尤其高端市场的可能，有效切断其可持续研发和创新的硬通货利润和资金来源。
在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在尤其发达国家硬通货市场，不能有更多增长空间，继续提供自主创新必要资金收入和利润的可持续大环境下，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创新能力及其成果的资金需求，就必然要求尽一切可能创新营造多种源泉渠道，将中国实体经济更直接对接能享用到西方发达国家增加的流动性。
在中国经济整体负债已高达GDP200%以上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相对于如美国的最大债务优势，是外汇储备依然足以覆盖已有硬通货外债；所以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挑战，主要在依托人民币国际化把内债国际化，即尽一切可能用人民币国债，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劵，换取西方的流动性即英镑欧元和美元等硬通货。不管各类人民币债劵在出售给发达国家投资机构和个人，需要抵押与否，只要是能获取现有硬通货外汇，能用未来人民币偿还支付，这类债务本质是内债国际化，多多益善，而且是对中国高达3万亿外汇储备最有效的保值和对冲。
人民币债劵国际化的战略需要和可行性
从地缘政治角度判断，将人民币内债国际化能营造的最大战略优势，就是西方国家尤其华尔街和金融资本，必然救助如同希腊等对西方金融体系拥有系统生存影响力的国家，将没有动机打压甚至摧毁自己的债务人，和资金投资需求市场；对比中国宏观经济的现有出口导向定位，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尤其是过剩产能，是中国崛起及其发展模式，依赖西方国家市场又随时面临其无情打压的，固有内在地缘政治软肋。所以将人民币内债最大可能的英镑化，欧元化甚至美元化，是对中国现行出口驱动发展模式的升级，更是中国内需驱动增长的外汇资金来源保障要求。
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制度原因，是金融主权的丧失，以及外债导致本币崩盘，最终金融拖累而不是服务实体经济；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在加入欧元体系，导致它们全球化实体经济，被德法荷和北欧等强国基本清除后的相对高收入水平维护，金融依靠的是内债的自然欧元化，以及它们对欧洲乃至西方整体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的2019年进博会，被德国媒体和政治决策者普遍视为是宣传需要，原因是中国过去数年出于保外汇储备需要，进口降幅始终被管控在出口降幅之内，中国并没有真正增加进口的外汇资金来源。如果没有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临中国2019年进博会，德国原本只计划派一个经济部的国务秘书参加，而不是教研部长来上海。德国如同欧洲精英确实还没能理解，中美贸易战已经帮助中国决策者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营造好并真正掌控住庞大内需市场，是中国维护自己独特发展体制优势的最强有力前提。
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内需需要的外汇，以及一带一路的投资增量需求，很难进一步通过出口型实体经济来获取，本质需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来保障，人民币债劵走出国门无疑会是最好的开源。当然我们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这一战略举措有可行的外部市场环境吗？
全世界最聪明的，无疑是金融资本的操盘手及其机构决策者。其实早在2017年3月7号，花旗银行就已宣布将中国国债收入其3个固定收益指数。2018年3月23号布隆伯格作为北美三大国债指数拥有者（加花旗银行和JP摩根）宣布，将人民币国债纳入布隆伯格-巴克莱指数，即将人民币国债比例从0增加到5%。但是1年运作下来，相关国债基金的人民币国债投资比例，仅为1-2%远未到5%的比例，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有至少5亿美金投资缺口。
原因据我判断有二，首先是人民币债劵的产品和资讯供给不足，其次是对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评估和顾虑；当然人民币债劵国际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中国政治和金融决策者没有如同出口创汇般共识，就不可能得到全力以赴地推进，且得到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必要协同。
2019年9月4号JP摩根宣布，将逐步把中国国债逐步纳入其发展中国家指数（GBI-EM），最高可达10%；高盛随即估算，这将意味着30亿美金将流入中国国债市场。据有关方面估计，海外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债劵，截止10月底，已超过2万亿人民币，远低于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的相对占比。JP摩根发家史，如同欧洲的罗斯切尔德家族，都证明代发代售代理国债，是最暴利且可持续买卖，诱人无比。
用各类人民币债劵换取英镑欧元甚至美元，本质如同发达国家央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与人民银行置换人民币一样，无非是人民币是按汇率置换而债劵是依据汇率上浮1.03到1.04（考虑现行国债利率）。国际金融市场之所以看好人民币债劵，原因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债劵利率普遍在2%以内（如美国10年期国债）甚至负利率（如德国国债），人民币国债依然提供3-4%的收益；其次人民币国债市场已经是数万亿的规模，这对无论是华尔街还是伦敦金融资本，都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增量市场和需要开垦的处女地。
这次在国内和有关领导，中国最顶级智囊及金融界领导谈及大湾区机遇和营造时，我对比美国硅谷的判断，即中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如果能有渠道，无缝隙对接国外债劵融资市场，互补甚至避免如阿里等股权融资的单一渠道高额代价（即股东软银赚钱无数），那么中国金融市场就会实现，真正服务实体经济转型需求，接轨欧美人均GDP4到6万美金的最佳实践。毕竟欧美的政府和企业债劵的市场运营，已经国际化且是无比透明完全可借鉴，而且中国（金融业）已到了完全能学习借鉴的发展阶段了。
中国转型发展的外汇硬通货需求满足，如果想对比而不是抽象评判上述建议，还有另外两个选项，即发行如欧元或美元等硬通货外债，和加大开放出让行业如金融主权吸引外资。
前者对中国而言，如果硬通货外债的成本，远低于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且外汇资金使用产生的回报，能高于融资成本，就应该做；但是如果借外债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那么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惨痛教训，就必然要求中国必须优先考虑内债国际化，除非山穷水尽才考虑外债。
至于后者即加大开放出让行业如金融主权吸引外资，和内债国际化完全是两回事，更多是发展模式体制优化的考量，而且相对于内债国际化，是受制于人的选项；对比我的内债国际化建议，这个选项即以主权换外资，不是主动可为，且自己掌控风险的或此或彼。
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发展模式及其政治体制的容忍度，已经接近临界点的背后，其实是中国转型发展尤其是供给侧改革意图，会给其实体经济带来难以管控的危胁和风险，而不是令人冲动诱人无比的暴利和增长机会。人民币内债国际化，将会尤其是英美金融资本，已经共同认知的一个最大增长利好；这也是中国，寻求和欧美金融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展命运共同体，未来最有效的捆绑机会。